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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阴工作的回忆
[来源：本站原创 | 作者：胡元龙 | 日期：2012-09-05 | 浏览 次]
扬州，是我生长和抚育的地方，是我童年的“摇篮”，“启蒙”的故乡。我在那里生活了12个年头，永远不会忘记它，永远会怀念它。南京，是我走出家门开始创业的地方，我在那里当学徒生活了5年，新旧两种社会我都经历过，新社会的甜，旧社会的苦，我是最好的见证。汉阴，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点，也是我革命工作时间最长、锻炼成长最快、人民群众感情最深的地方。我在那里生活了31年。石泉，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最佳时期，快速成长，思想成熟，进步较快。两度赴石泉工作，前后我在那里生活了5年。安康，是我革命事业上的终点，又是我退休后闲居生活的落脚点。目前为止，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我今年已经75岁了，叫做“从心所欲”。
汉阴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都比较清楚。1952年我从南京为支援大西北建设而来到了汉阴，先在人民银行工作，后到党政部门，铁佛、蒲溪、平梁三个区我都干过，漩涡和汉阳两个区我都跑过。从50年代一直干到80年代，风里来，雨里去，对汉阴人民群众感情较深。所以，我填了一首词，叫做《诉衷情?回忆汉阴》：“人生难逢故乡情，展卷思汉阴。光阴似箭三十，事未完，以文传。北山起，川道干，南山转。经文纬武，投笔从戎，众志成城。”下面，就是我在汉阴工作期间的一些回忆。
初涉金融
1952年7月，正是盛夏时节。在陕西省人民银行经过半年培训后，我们一行10人被分配到安康，与汉中一行10人一起准备起程。带队的人打开陕西省地图一看，才知道安康、汉中的方位是在陕南，处秦岭、巴山之间，穿插着一条美丽风光的汉水通道，人称陕西的“小江南”。
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只有一条通道可行，即坐火车到宝鸡，再由宝鸡坐上大卡车到达汉中。那时没有西万公路，也没有宝成铁路。当我们在秦岭山中颠波的时刻，开车的师傅告诉我们，这条路就是沿历代兵家必经之地而建的，使人有一种“高深险峻、龙盘虎踞、地理独特、奇特神秘”的感觉。刘邦与项羽争天下，就是刘邦在汉中当汉王之后，拜大将，练兵马，积粮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定三秦而帝业奠基于此”。游览张良庙时，就听到“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
到了汉中，“鱼米之乡”顿时出现。然而，这里的交通仍然不便。汉白公路不通，只好改走水路。由汉中乘坐马车到西乡，再由西乡坐船沿江而下，经茶镇、石泉、喜河、汉阳、漩涡、汉王城、紫阳、大道河，一路上风光优美，景色宜人，然而我们却无心游玩，只盼早一点到达工作岗位，大约乘船7天7夜（晚停靠宿集镇），终于到达了安康，住在小北街安康人民银行的后院，听候分配。使我们料不到的是，这里没有电灯，照明却是洋油灯。有一座小型发电厂，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然而它时发时停。
分配前，对我们10人进行了岗位培训，即帮助金库整理票子。实习3天后，通知我和付小彬两人分配到汉阴，其他8人有的分配到石泉、宁陕，有的分配到岚皋、镇坪。我和付小彬两人是幸运者，分配到安康地区的“白菜心”――汉阴，真是让我们两人高兴极了。可是，我们到了汉阴不久，我就被分配到汉阴的北山――铁佛寺；付小彬也被分配到汉阴的北山――酒店垭。这两个地方都离县城70华里，一个偏东――接近安康的叶坪；一个偏西――接近石泉的迎丰。我们两人的高兴一下子变成了愁果。你想，从南京―西安―汉中―安康―汉阴，一下子落脚秦岭深山铁佛这个小小的集镇，心里真是难受极了。用“一落千丈”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心情是最好不过了。然而，回忆自己在选择这个职业时，不是抱有“试一试”人生的想法吗？现在吃苦是锻炼自己，接受组织考验的时刻，绝对不能打退堂鼓，有消极对待思想。
在铁佛这个小镇上，一呆就是3年。原来因想吃大米而来到陕南，而陕南这个小镇却没有大米可吃，到处都是苞谷和红苕。一次下乡在农户家里吃了一次浆巴苞谷，又酸又甜，更令人难以忘怀。在这个小镇上连一个理发铺也没有，理发要到县城才行，我干脆拜托一个叫张新的农民替我理发，剃了3年和尚头。我退休前还专门到铁佛去看他，叙述那时的旧情，倒也情深意浓。在这个镇上，机关青年人居多，我还担任过共青团机关支部书记和共青团铁佛区委委员，在开展文艺活动时，演出过碗碗腔《梁秋燕》这个戏，轰动了集镇周围的乡村。还有使我难忘的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我与所主任杜泽民、出纳员朱世贤在一个夜晚抓获了一个偷盗银行现金的盗窃犯，受到区上、县上和省人行的表彰和奖励。
进入银行门，“出纳”岗位是必修课，先上岗当出纳练基本功。一年以后，我就当了营业所会计。当过出纳，又当了会计，还必须当外勤。很多人都不愿意当外勤，因外勤太辛苦了。但辛苦能锻炼人，能学到社会上的各种知识，我就这样当上了外勤。
当外勤，有两大项任务：一是动员群众参加储蓄，宣传功在国家，利在自己；二是在农村中扶贫帮困，开展信贷业务。当时铁佛区共有7个乡，我全都跑过。年青人干劲大，只要你能吃苦，群众都很欢迎。那时县到区，区到乡，乡到村没有公路，都是凭两条腿走的是羊肠小道。出门身带三件宝：一个背包、一把雨伞、一只手电筒，走到哪里，吃在哪里，住在哪里，直正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一次因公出差去县城，70华里，4至5小时就跑到了，把事情办完，第二天就回到所里，一点时间也不耽误。另外就是经常跑双河口――另一个小集镇，在那里设立了流动组，逢集时必须赶到，为农民服务。铁佛至双河口30华里，要爬过一个山头，名叫“鸡公梁”，上15华里，下15华里。我两度在铁佛工作，共干了4年，就跑了4年。1952年我到铁佛，后来又调到平梁，再次到铁佛时，已提拔为铁佛营业所副主任。
随着农村形势的发展，光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供销社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社，以解决农民资金周转之需。为此，这个任务就由我们营业所来负责组建。在未普及之前，各地先搞试点。铁佛就选择在鹿鸣乡长坪村进行试点，我当时担任工作组长。组建时要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动员群众入股，成立理事会和监事会，实行“民主管理，自主经营”，到年终决算时，社员可以按股分红。信用社周转资金不够，可以向营业所申请贷款。农村有了信用合作组织，群众存款、贷款都方便，支持了农业生产，尤其是打击了当时农村放高利贷者，实为群众所欢迎。所以，试点之后很快就普及到各乡村。这就是农村“三大合作”的起源和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作用。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从铁佛调回县支行工作。先在会计股，后到信贷股，任第一副股长。当时全国审干肃反工作开始了。我在信贷股工作没有多久，就被抽出到县审干肃反办公室工作，经常与别人一起出去外调，跑了安徽、河北、湖北、四川等不少地方，开始与社会接触，认人认事，一直搞到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回行后，我与向阳同志被组织上推荐到西北区银行干校学习深造了半年，学习了货币理论和银行基本职能知识。当我们从西北区银行干校学习回行后，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我得到了可靠消息，县委组织部已下正式调令，把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当通讯干事。让我改行的原因是我喜欢写作，经常给《安康日报》、《陕西农民报》、《陕西银行简报》等报刊投稿，常登载我拟写的一些新闻、通讯和小品文等稿件，可能引起有关领导重视，才把我调到县委去工作。这是我人生起步的一个重要变化。没有这个起步，就没有我后面30个春秋的党政经历。
步入党政
我调进党政部门工作，正是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时候。在县委宣传部做通讯干事还没有进入角色，就得到组织上的通知，让我去中共西北局党校参加专门为西北五省办的一个新闻通讯培训班。我真是求之不得，高兴极了。你想，我参加革命工作时文化程度低（只上了3年私塾），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参加革命工作后，连同这次半年培训，我已经3次了，叫做“三个半”，咋不令人高兴呢!
中共西北局党校就是现在陕西省军区所在地，位在小寨，学习条件相当好。与1952年来西安时相比，真是两重天了。天空晴朗了，电灯明亮了，城市绿化了。西安这座古城真是发展很快，原来小寨是个郊区，比较偏僻，现在连接起来，成为南郊的教育新区，有了公共交通汽车，进城比较方便。
学习期间，自己比较刻苦用功。因为工作的转换，没有新知识不行，没有理论功底更不行。所以，除学校正规教育外，我还抓紧业余时间进行自学。一是晚间到阅览室读书看报，做做笔记；二是在新华书店购买一些相关的书籍阅读，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知识内容，以适应今后工作的需要。
在这期间，有两件事在自己头脑中影响最深，是不会忘记的。一是“多快好省”大辩论；二是打麻雀运动。前者涉及政治问题，因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人称“三面红旗”，那时谁敢明目张胆的去反对呢!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隐隐约约的感到有些矛盾和问题，例如“多快”与“好省”咋样统一？当时的校刊对此开展了大辩论。我在小组会上发言，谈了我的观点要实事求是，即要多快，又要好省，但重要的不能光讲数量，而且要讲质量，并以贷款支持生产为例，作为说明。可是，谁料想到此观点与其他几位同学观点相似，一起受到校刊点名批评，幸好未被划成“右派言论”。
打麻雀运动，因为麻雀被打入“四害”之一，又是党的号召，全民运动，在校学员和老师都得参加。我们与周边的村庄一起，有上万名男女老少，举竹竿、扛鸟枪、扔鞭炮、射弹弓，呼喊吆喝声此起彼伏，锣声鼓声震耳欲聋，使得麻雀惊恐万状，疲于奔命，在连续数小时之内根本无处立足，无处喘气栖息，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吓死，有的被累死。对此，有的同学就讲，“这小小麻雀遭如此惨状，即是能够活下来，恐怕今后也不能传宗接代了!”虽然是一句大笑话，但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现状。后来我收集“大跃进”的一些诗词或者民间顺口溜，其中有一首就是这样写的：“驱赶麻雀有信心，东村往返到西村；吓得母雀经期乱，累得公雀漏了精。”
1958年12月，撤销石泉、汉阴、宁陕三县建制，将三县合并为石泉县。党校学习回来后，就到中共石泉县委宣传部仍然干我的通讯干事。这期间除了做好全县通讯组织工作外，我还写了不少新闻消息报道和其他体裁的文章，登载于《石泉县报》和《安康日报》，有的也登载于《陕西农民报》等。后来我调到中共石泉县委办公室工作，名为研究员，实际是县委领导秘书，配有5人。这5人是：胡元龙、张孝义、周云然、刘玉田、郭达健。我们经常为领导写讲话稿和为县委起草文件，并与领导下乡搞调研等。有时领导开会去了，我们几个人也直接下去总结典型经验，检查工作，反映情况，提供给领导决策时参考。我写过一篇《红岩沟的变迁》典型材料，受到了领导重视称赞，被《安康日报》刊载，影响面特别大。有时我们共同下去调研，拟写的“生产救灾”和“干瘦浮肿”等问题，直接向县委反映，起到了信息反馈作用。
1959年真是“天灾人祸”。“天灾”，就是这一年6至9月，石泉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百日大旱”，全县受灾面积达22万亩，粮食减产1323万公斤，受灾人口达159500人，在城乡尤其是农村出现了许多干瘦浮肿病人。这一年“人祸”就是从上到下认真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风不断深入，浮夸风盛行，农村地区发生了干瘦浮肿、饿死人等严重问题，生产救灾实际情况得不到真正反映；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和事，反而遭受到了批判。对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漩涡事件”了。漩涡公社属巴山地域，山大人稀，土地贫瘠。这一年秋粮受灾面积60675亩，占播种总面积66.7%，秋粮实产640多万斤（市斤，下同），比上年同期减产60%多；全社农业人口人均占有生产粮只有150斤，除去公购粮、籽种、饲料等，实际人均口粮每月只有10斤多。因此，漩涡从10月开始死人，以后逐月增加，到次年5月才得到控制，共死亡1600人（以上资料见《汉阴文史资料》第四辑67页）。就在这种状况下，当年10月下旬石泉县党代会上还错误地批判了漩涡人民公社负责人，说他“右倾，刚收就要粮”等，一些基层干部也违心的写下了血书：“天上做文章，地上找粮仓，不当伸手派，不吃国家返销粮”等。直到当年12月中旬郑中和（系省委党校学员，任整社工作团工作组长）向省委、省政府发出了《急电》，用事实报告了漩涡公社的真实灾情，要求迅速批拨救灾粮、物，并派医务人员来救人时，才引起省委和省政府领导重视，派副省长李启明带领工作队和医疗队前来救灾，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事令人难忘，那就是三县人民群众修建观音河水库。此库位于汉阴八庙乡八庙村龟湾，距离县城10公里，由安康专署水利局勘测设计，经省水利厅批准，石泉县抽调干部110多名，组成观音河水库工程指挥部，动员民工13100多名，完成工程土石量13.5万立方米。从1958年9月施工，至1960年10月，两年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水库大坝、放水涵洞及溢洪道工程，可算是一个“跃进”速度了，成为继安康八一水库之后又一个大水库，总库容为1552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为16320
亩。当然，要想真正达到这么多的有效灌溉面积还需有许多配套工程，如总干渠、南干渠、北干渠、西干渠等，水库大坝筑起是个基础。那时我还很年轻，才二十三四岁，虽未参加这场战斗，但随领导去过，那种千军万马战斗的情形，实在让人感动!10多年后，我有缘参加了观音河水库配套工程建设，又使我受到锻炼和鼓舞。
在这期间，使人有个感觉，事事都在大搞群众运动。如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交通、大办民兵、大办食堂等等。而且当时还提出了在一定时期内要实现“农田水利化、运输车子化、行动军事化、农业机械化”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超英赶美”、“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等一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在农村中出现了“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多吃多占风、‘一平二调’共产风”（即简称为“五风”）。这些问题虽然在1960年以后，经过整风整社，初步得以纠正，但“大跃进”给整个事业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大跃进”的看法，后来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有反省和总结。周恩来说，“大跃进”“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造成了另一种迷信”。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变”。所以，就有后来中央召开的七千人会议，正视了“大跃进”期间所犯的各种错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
砺炼蒲溪
1961年8月底，中共安康地委通知撤销石泉大县，恢复石泉、汉阴、宁陕三县建制。分县时，我从石泉分回到汉阴，在县委办公室工作，担任副主任之职；到了1963年，我下放到蒲溪区工委锻炼，担任区公所副区长一职，曾主持区公所工作，继之主管农业和文教，直至1966年3月正式调离。
这期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正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各方面的调整。在农村根据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进行基层体制调整，开展整风整社，清理“一平二调”，下放核算单位等。分县前汉阴是4个大公社组成的，在基层体制调整时，就分为38个人民公社和1个镇，并把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下放到生产队，从此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这样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同时，在农村中开展了整风整社，改进领导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全面清理“一平二调”，并如实进行退赔。1962年6月，又进一步调整人民公社的规模，全县划分为41个人民公社（镇），按“六十条”的规定，给社员按5―7%的耕地面积划分自留地，并按一定的比例划了饲料地和“五边地”等。这些实质性的措施，给农村带来新气象，平稳地渡过了灾荒，初步恢复了生产元气，农民群众感到有了奔头!
这期间，困难虽然很大，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从上到下不论干部还是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劲头还是很足，似乎毫无怨言。特别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汉阴县委书记阴汝平、副书记沙景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回来后，依据会议精神在全县范围开始全面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中的错误，还提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大跃进”中所产生的高指标、浮夸风和急躁冒进等一些错误做了反省检查，干部和群众都心服口服。那时我在县委机关，为了克服困难，渡过灾荒，带领机关干部参加劳动，大搞机关生产，在农场种了不少苞谷和洋芋，不仅改善了机关食堂生活，而且给职工分配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和粮票。后来我到了蒲溪，同样和区上干部一起，到安良水库没有淹没的空地上种上了不少高粱和苞谷。这种状况在全县所有部门、上下一样，都在大搞机关生产，进行生产自救，能缓解当时的一些困难。
然而，这种状况好景不长。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极“左”思想影响下，上叙的一些事（如农民种的“五边地”和机关干部生产等）都被作为资本主义来批判，并且要切实纠正退赔。特别是到了1963年以后，极“左”思潮升级，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这个试点首选在蒲溪区风亭公社，由地委书记亲自挂帅，地县共抽调92人组成社教工作团，以大队为单位组建工作队，每个生产队都派员驻队。当时我被抽调担任龙凤大队工作队长，副队长是高廷秀（县公安局指导员）。1964年3月，汉阴又开展第二期“社教”共抽调279人（省上19人），进驻二郎、小街、兴隆、太平、金花5个公社；1965年9月，汉阴作为“社教”试点全面开始，地委从10个县共抽调7000多人，总团设在县上，以区为单位设立分团，公社（镇）设立工作队，声势确实浩大。据《汉阴县志》载：当时不少基层干部受到错误处理，定为“走资派”501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153人。尤其是凤亭公社党委书记谢选佳被戴上“为四不清干部翻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判刑20年，对全县干部震动很大，时刻都在紧张惧怕之中提心吊胆。尽管1965年初春胡耀邦来汉阴，谢选佳受解救，被免于刑事处理，释放回家，但在干部队伍中仍心有余悸，迟早怕给戴上什么“帽子”。
动荡年代
“动荡年代”，一般是指“文革”期间的“十年浩劫”，而未
包括紧连此前的社教运动。实际上社教运动也是一场“浩劫”，许多人受整，搞得人们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我就是属于这类人。
1963年7月在凤亭公社搞社教试点时，我还是工作队长；1965年9月全县开展社教试点之后，我虽然是蒲溪区上的一个当权派，开始还是一个积极分子，让我参加社教分团的会议，可是在一个晚上我就变成了“走资派”，让我“靠边站”了，接受组织上的审查和群众批判。我真的不知所措了。因为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也不知道划“走资派”的标准是什么？这时只有听从社教分团的旨意，和区上另一个“走资派”――武维桐（区委书记）接受群众批判。有时还让我们下乡检查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回来后向社教分团汇报。社教运动结束了，我们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俩人就调回到县上。
我被调到县委蹲点办公室工作。先在太平公社双星大队蹲点劳动，后到各区社蹲点所在地检查工作。不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先扫荡“四旧”，见了“封、资、修”的东西就砸。后来就造反，造各级各单位各部门头头的反。这时我已到了在县武装部领导下的生产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搞综合，汇总情况，上报下达。这是因为1967年1月以后，县委和政府都被造反派夺了权，当时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人都靠边站了，接受群众批判，所以由武装部来接管全县生产和生产救灾事宜。可是，即便如此，也无需去指挥全县生产和生产救灾。因为武斗发生了，全县上下的机构都瘫痪了，生产办公室也“有名无实”，所有的办公室人员为了回避武斗，只好分散，各自为事。在我的记忆里，汉阴发生武斗最有名的是“8.26”、“4.22”和“5.9”事件，即1967年8月26日，“红总”的人马围攻县城攻打“联司”；1968年4月22日，“联司”在安康“六总司”的支援下，从石泉奔袭县城，攻打“红总”；5月9日，武斗继续升级，“东进西线指挥部”（由安康“六总司”统一组织的武斗人员向安康打，有汉中造反派组织武斗人员参与其中，名为“东进”）在汉阴涧池与“红总”再次决斗，死伤不知其数。直至1968年8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8163部队进驻汉阴，宣传贯彻中共中央“七?三”和“七?二四”布告，才制止了武斗。
汉阴的武斗持续了一年之久的时间。那时人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对武斗绝不赞成。参加武斗的人只是少数，在少数中大多数也是受蒙蔽的。我因为社教中下了台，人称“落水狗”，所以，坏事变好事，避免了拉上街游斗。为了回避武斗，我三次携带两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6岁）躲进农村：一次躲进月河梧桐沟的王家；二次躲进蒲溪三堰的邝家；三次躲进天星蒋家沟的邓家。这三次在邓家时间最长，可算是吃尽了苦头。好在这三家对我都很好，吃住都照顾得周到。可是我心里不踏实，心惊胆颤，甚怕造反派把我抓回去批斗。最后不得已，还是自己回到县城，刚到家里未站稳，就被武斗人员抓去毒打了一顿，送到“三原”学习班学习改造。在这个学习班里，都是曾经批斗过的当权派，每天学习、讨论、写检查等。如果你学习改造好了，经造反派组织批准同意，就可以回原单位。这样你就可以自由了。
这期间，“早请示，晚汇报”的情形让我记忆尤深。“早请示”，就是每天早晨一上班，开始学习或工作前，集体列队立正站在毛泽东画像前，仰望画像，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贴胸，由一人带领，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一边呼喊一边把“红宝书”一齐举向上前方，有节奏地挥动。之后，就由领头人代表大家向毛泽东画像报告：“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们要遵照您的……教导，决心……”。最后宣布解散，各就各位。“晚汇报”的程序也大体如此，只是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或就餐之前，向毛泽东画像各自述说一天所干的事情。我记得这时候在军管下各群众组织已实现大联合，成立了汉阴县“革命委员会”，取代原县委、县人委的职能，实行“一元化”领导，时间大体上在1968年9月。我们这些当权派都各自回到原来所在的单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进行“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等。我回到原县委机关，每天都是这样“早请示、晚汇报”的。不仅如此，每天还要表“忠心”，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做语录牌，以表示对毛主席的“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队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后来林彪摔死后，我们才知道这种类似宗教仪式大搞个人崇拜的做法，是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阴谋搞的，它以“革命”的名义，以“突出政治”为借口，以“路线斗争”为幌子，要求当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亿万中国人民像忠于封建皇帝那样，忠于无产阶级的领袖，完全颠倒了无产阶级领袖和人民群众的正常关系。
1970年，阳安线铁路动工，需到石泉云雾山林场拉运木料，必修池云路（南起池河前池公社接汉白公路，北至云川公社驻地三官庙）。此路全长53公里，由石泉、安康、汉阴组建的3个民兵团承建。汉阴民兵师组建了3个民兵营，实际建制是民兵团，我任团长，张世银任团政委，负责修建筷子铺至青石7公里路段。1970年10月15日动工，1971年2月初竣工，大战苦干3个多月，完成了这项任务。修筑此路还有军代表，指挥部设在石泉县城。我们团由于全面完成了工程任务，并且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未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受到指挥部的表彰，回到汉阴后还在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那时修这段路，民兵月工资34元，其中15元交队记工分。每劳日给医药费办公费只有一角钱。使用的工具是镐铲、铁锤、钢钎、斗车等，劳动非常艰苦，生活也非常清淡，全凭革命意志和一颗火热的心在哪里战斗。撤离时汉阴民兵师还留下一个民兵连上云雾山运木料。
大约在1969年以后，依据中共中央提出“以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基本农田为目标，治水改土相结合，山水园林路综合治理”的方针，汉阴县开始抓观音河水库灌区配套工程。我在完成修建池云公路任务后，调进观音河水库配套工程指挥部，担任生产组组长，并兼任黑沟钢丝网渡槽工地总指挥。生产组技术员有三员大将：杨志鑫、杜子平、曹怀德。靠他们指挥三大工程：长沟钢丝网渡槽、黑沟钢丝网渡槽、赵家河倒虹。这三大工程是总干渠、东干渠的咽喉工程。三大工程完成后，就可以把水引到高家岭整个灌区，包括以前修通的南干渠在内，灌区涉及八庙、太平、天星、城关、月河、风亭、金花、涧池等8个公社（镇）24个大队和4个国营场、站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16320亩，达到“旱涝保丰收”之目的。
还有一件难忘的小事，那就是在“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抄了我的家，把我多年积累写作的材料、文稿等全部拿走，至今无着落，实在令人痛心。从此，我的笔耕就停止了!直到1983年上了省委党校以后才开始恢复。
再起人生
我在社教运动中被打成“走资派”，人称“落水狗”。但“它”的命运还算好，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奄奄一息的“落水狗”却又活过来了。这期间我的工作是“游击战”，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观音河水库配套工程还未完全结束，我被招回到县革委会政工组，不久又被调到汉阴县广播站工作，任党支部书记和站长。这是我人生道路上又一次新的转折。
广播事业是现代化的宣传工具，是一项崇尚精神文明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它是陌生的，又是新鲜的。好在我有从事过多方面工作的实践，尤其是在农村基层的实践，知道农民群众多么需要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所以自己得从头开始，重新学习，实实在在地干好这件事，才对得起党和人民群众。
那时汉阴农村广播事业仍然是薄弱环节，县以下广播机构是一片空白。所以，从区、社建立广播放大站抓起，然后发展到农户的喇叭，是广播宣传的一个重要基础。1971年9月，率先抓了北山的药王人民公社广播放大站的建立，集中全县广播技术人员在哪里打了一个歼灭战，并在那里召开了现场会。当药王人民公社的农民群众听到了广播声音，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兴高彩烈，赞不绝口。县革委主任汪传书还亲自到药王人民公社看望了大家，从此县上更加重视广播事业建设的发展。后来又抓了南山的渭溪人民公社和双坪人民公社广播放大站的建立，同样受到了各级领导和群众的拥护和赞同。“抓典型，促发展”。有了南北二山的典型经验，很快地推广到全县，凡未建站的都纷纷要求尽快建立。到1973年底，全县就建成公社级广播放大站25个，占全县应建数75%。有了放大站，仅仅是个基础，真正起到广播宣传作用的是要有听众，要发展农家小院户户通喇叭。发展农户通喇叭，那时谈何容易？山大沟深，农户分散，建设资金有困难。就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组织广播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同各级政府领导一起，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划片包干，层层负
责，掀起了一个“自力更生，大办广播喇叭入户”的高潮。到1973年底，全县入农户喇叭达3万多只，入户率达到70%。
有了区、社广播放大站和入农户的喇叭，就有了宣传阵地，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声音就能家喻户晓。然而，那时没有架设广播干线专线，是和邮政电话线合用，经常互相干扰，互相“扯皮”，宣传质量不高。于是，为此事专门打报告，找领导，先后争取到架设广播专线款20多万元，组建了4个架线队伍。第一期工程：架设川道两个区（平梁、蒲溪）20多个人民公社；第二期工程：架设南北二山3个区（漩涡、汉阳、铁佛）17个人民公社。从此，实现了“区区有放大站，社社有专线，队队通广播”的要求，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指标。与此同时，又抓了两个队伍建设：一是职工队伍建设。原来全县广播系统职工不到20人，随着广播事业建设的发展，经县计委批准，两次招工80多人，职工队伍增加到100多人。二是通讯队伍建设，与宣传主管部门一起，共举办多起新闻通讯员学习班。《汉阴县志》载：1969年县革委会成立通讯组，……区、社和机关学校相应建立通讯站（组），同时不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每年在地区以上报纸见报稿件90至110篇，其中省级报刊、电台5至7篇，县广播站收稿600至900件。广播通讯报道非常火爆，效果也非常之好。
当然，在县广播站工作3年还做了一些其他工作，1974年1月我离开了广播站，到县委办公室任职副主任，到任不久就到月河大队蹲点抓样板，同年9月又调任平梁区委书记。
情系平梁
平梁镇，因地处一个平地小梁上而得名。古驿站。明代称低梁铺，相对于高梁铺，到了清代才改成现名“平梁”。
平梁区为全县一个大区（8万多人口），仅次于安康的恒口（10万多人口），辖10个公社，75个生产大队，462个生产小队，面积为471.78平方公里，有山有川，山多于川。汉阴县境月河川道西起高粱，东至双乳，地形呈带状，东西长35公城，南北宽3―5公里。其中属于平梁范围的只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在蒲溪区。山区有凤凰山区和秦岭山区，秦岭山区大于凤凰山区。这里是月河的发源地，沐浴河、梨园河、观音河纵流其中。交通除月河川道有汉白公路外，汉药公路和平酒公路尚在修建，且公路等级低，因雨就难以通车。所以，到平梁区工作名在川道，实为山区，条件也非常艰难。
1974年9月，组织上派我担此重任，一直干到1980年2月被提拔止，时间整整6年。这6年正是我中年时期的黄金时代（上任时刚满40岁），也是我艰苦奋斗、全力拼搏干实事的最佳时期。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被“社教”、“文革”耽误了大好光阴，要在后面的年代里补起来，如果不好好去为人民群众干事，那就枉为人生了。所幸的是平梁区的班子配得好，是一个“目标一致，团结战斗”的班子。班子成员中虽然大部分是工农干部出身，但他们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和群众心连心，打成一片。所以，干起事情来比较顺利，没有“内讧”。
这个区工作的重点是“两手抓”：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多种经营。然而，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到底从何入手？没有新办法、新措施是不行的。结合平梁区的实际，经过调查研究，确定抓粮食生产必先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了稳固的一批“旱涝保收农田”，就能保证粮食增产。因为平梁区浅山丘陵面积大，特点是“十年九旱”，每年都抬田造地，但不解决水的问题，仍然是增不了产。抓多种经营必先抓以蚕桑为主的龙头产业的发展，然后促进其他产业，如养殖业等。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当时就提出了“十库、百塘、万亩田”的五年规划，在抬田的同时不忘水利建设。从1975年实施，至1980年超额实现了这个规划，共建成有丰收（王胖子）、东方红、清水沟、沙沟、红武、酒房沟、小槽、黄鳝沟、姚家河、马家河、沐浴河、龙潭沟、柳树沟、太丰等14座水库，共蓄水375.3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1067亩。1979年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时，全县先后停建缓建水库11座，其中平梁区就占了5座。在堰塘建设上更容易实现，一个或几个生产小队联合起来，封堵一个山沟，筑起一个小坝，一个冬春就可以建设起来，而且投资不多，只要投劳就行。这里还要提及的是一项重要工程，即修建西干渠和观音峡拱管倒虹，全由平梁区组织实施。西干渠县上只投入20吨国产炸药，全凭天星、太平两个人民公社的群众会战，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建成的。1976年10月动工，1978年5月建成通水。观音峡拱管倒虹，是接连总干渠通往西干渠的咽喉工程，1975年冬动工，1977年秋竣工。这样，观音河水库4条干渠配套工程终于全部完成，全长52.12公里，有效灌溉面积16320亩。其中平梁区受益面积要占到80%。我们在抓修建水库、堰塘的同时，还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修建了一批抽水站、电灌站和打机井等，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水利网”。在建设这些工程时，我们区、社两级的领导和干部都分工负责，大家一起，吃住在工地，干在工地，一心为公，毫无怨言，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如1976年大搞“四库会战”时就是这样，这种精神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感动了全区干部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在这期间，我们狠抓了以兴桑养蚕为主兼顾其他如茶园、果园等多种经营的发展。比较有成效的是蚕桑3个百亩以上和茶园2个百亩以上的样板示范点。蚕桑3个示范点是月河的草桥、太平的梨园河和平梁的兴河；茶园2个示范点是：平梁的长坝和酒店的太行山。这5个点，规模比较大，经济效益好，农民收入高，安康地区组织各县区、社领导和部分大队干部前来参观指导。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县上规划，从高粱至双乳新建立起一条50公里、千万株桑、万张蚕种的月河蚕桑基地。我们按此规划，掀起了高粱公社至月河公社一条龙的兴桑养蚕高潮，从育苗基地抓起，实行了栽桑、养蚕“一条龙”的配套（如小蚕共育等），从而提高了蚕茧的数量和质量。据资料统计，全县1970年发蚕种3416张，产茧85.4吨；而到1980年发种量达到8052张，产茧量达到196吨。无论发种量还是蚕茧量都翻了一番还要多。这其中，平梁要占到30%以上。
在这期间，我们依据县委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结合实际，审查了“文革”中发生的打、砸、抢事件，处理了一些犯罪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闹派”人物；全面复查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特别是基层干部（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的冤假错案全部得到了平反纠正，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积极性；在全区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明确了是非界限，纠正了错误观点，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人们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了，干起工作来，个个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多为人民群众干实事、干好事。如全县命名10个生产大队为农业学大寨典型中，平梁区就占了4个（中坪、太平、长坝、兴河）。
在平梁工作这6年中，一心为公，情系农民，扎根群众，是我最大的感受和欣慰。
奉事县务
汉阴，位于月河上游，北依秦岭，南靠巴山、凤凰山，汉江、月河分流其间。全县地貌总特征为三山两川，南北版图呈W形，像展翅的蝙蝠，幅员面积1347平方公里。
汉阴，在安康地区来说，属于中等偏大的县，总人口有25万多，其中93%分布在农村，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1.33亩，属于农业县。我于1952年就来到汉阴，在铁佛、蒲溪、平梁三个区都工作过。1980年2月组织上把我调整到县上，幸运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主管农业，后来成为常务副县长兼管农业，任代理县长，1983年3月被选为县长，当年9月，离任到省委党校学习，在这个岗位上共干了4个年头。
4年的时间并不长，但作为“父母官”来说责任就重大了。要管好一个县的事情，头绪很多，学问很深。好在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好领头的班长，开始县委书记是马鹤年，后来是刘仁和，在他们领导下，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三套班子（县委、县人大、县政府）齐心协力为民服务。县政府是个办事执行机构，是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地方。只要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办好，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所以，权为民用，只有把政府的位置摆正了，工作也就摆顺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一个“父母官”也是不好当的。不好当的“难点”是个农业县，粮食产量低，农民收入少，多数农民过着穷日子。加上当时的体制是计划经济，财政支大于收，每年都要吃补贴（五六十万元左右）。县上没有像样子的工业，叫做“无工不富”，只有从农业基础抓起，抓粮食生产保肚子，抓多种经营保开支。
当时，我记下了这样一组数字：1979年年底，全县农民人均分配收入58.69元，其中人均收入在100元以上的生产队只有26个，人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队就有166个；人均粮食分配435斤，其中人均500斤以上的队只有138个，人均300斤以下的队就有211个；全县总超支欠款数达2802300元，人均超支12.31元。可见，人称汉阴是安康的“白菜心”，是有名无实，贫困水平之低都是少有的，所以，后来国家把汉阴定为贫困县，也是名副其实。
抓农业是对的，叫做“无农不稳”。但就农业抓农业，仍然是上不去的。为什么？因为生产关系适应不了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当时生产力受阻是因为人的思想不解放，人的积极因素调动不起来，仍然受着“吃大锅饭”的影响。所以，农村体制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可是，那时我们受着“左”的思想干扰，不敢大胆地放开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尽管如此，但在一些地方已在试搞“包产到组”、“统水包旱”、“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我下乡去搞调研，就调研了两类不同地区的4个生产队：一类是川道的军坝八队和双星一队；一类是山区的梓坪二队和梓亿二队。涧池公社军坝八队实行的“专业承包，作业组联产计酬“办法，即大田划两个作业组，工副业分专业承包到户，结果粮钱都增产增收。粮食1980年比1979年增产16%；农业收入1980年比1979年增收39%；现金收入人均达到100元；人均粮食达到500斤。
太平公社双星一队实行“小段包工，工副业联产到组”的计酬办法。全队47户，242人，水田129亩，人均5分3，分为农业组、副业组、蔬菜组、建筑队。农业组1980年比1979年增产粮食18000斤；农业收入1980年比1979年增收4000元；劳动日值由1979年的0.81元，1980年提高到1.20元；其他3个组的收入还未计算在内。
梓龙公社梓坪二队实行“三包到组，全奖全赔，按照主粮，以产定工，根据合同，结算余缺，队组双方，核算分配”的计酬办法，当时叫做汉阴式的“大包干”。1978年未搞，集体总产41359斤，人均生产粮食287斤；1979年搞了，集体总产42435斤，比1978年增产2.6%；1980年集体总产达45000斤，比1979年增产6%（全队27户，144人）。
梓龙公社梓亿二队只有11户，37人，土地条件相当差。全队耕地140亩，其中水田只有1亩，挂牌地110亩，1980年实行部分包产到户，1981年全部实行了包产到户。该队1979年人均分配现金26.40元，人均口粮只有140斤；1980年包产11000斤，再加上超产1740斤，总产比1979年增产87.8%。
上述调查事例表明，不论实行什么样的生产责任制，都比集体在一块吃“大锅饭”好，都能增产增收。然而，当时全省都处于徘徊状态，我们汉阴也是如此，甚怕犯“路线方向错误”。从1979年开始，下面都在偷偷的搞什么“试点”，到了1980年、1981年这个面已经扩大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有。据资料统计，1981年全县就有1428个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包产到户”的有82个生产队，“统水包旱”的有149个生产队，“包产到组”的只有19个生产队。到了1982年，全县在贯彻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纪要》（即中央1号文件）时，各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从而调动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983年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分别比1979年增长14.4%和15.7%。
在农村落实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农村工作全面实施“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多种经营。抓粮食生产主要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这一点汉阴历届政府都没放松过，尤其是没有放松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是抬田造地；二是水利建设。这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水利建设实现了大干特干的形势，10年时间成绩突出（1977年至1987年），共修建水库15座，塘坝33座，堰塘384口，渠道27条，机井280眼，抽水站36处，小水电站29座，新修水田、水浇地11157亩，水平梯地4450亩 （见《汉阴县志》第222页）。这无疑为以后粮食增产奠定了基础。据资料提供，粮食总产量1976年为59810吨，到1987年78681吨，增产18871吨；这10年最高年产为1984年83000吨，增产23000多吨（见《汉阴县志》第174页）。
抓多种经营，重点抓了兴桑养蚕。汉阴兴桑养蚕历史悠久，从北魏时就开始，但发展缓滞，到了民国时期，年产丝仅有2500至6000公斤。真正的大发展是在解放以后，产茧量由1949年的40.5吨上升到1987年的548.5吨，增长12.5倍。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大的兴桑运动是在1979年至1983年这个期间。1979年11月至1980年7月，一冬一春共栽桑树1190万株（其中从外省调进良桑苗1050万株），带根扦插育苗1155亩，桑籽育苗664亩。1980年11月，组织基层干部73人，到四川省的中江、彭山和南充等地参观学习，回县后再次掀起兴桑养蚕新高潮。1979年至1981年，这3年间共新栽桑树2500多万株（成活1900余万株），整片桑园发展到1.37万亩，比1975年增长260%，加上老桑树310万株，平均每个农业人口达100株。1983年春，全县带根扦插育苗4800多万株，除自栽900余万株外，还向外县出售桑苗592万株，由“进口”变“出口”，这是一个量和质的转变。汉阴兴桑养蚕高潮震动了全地区和全省，不少县组织基层干部前来学习参观。养蚕张数和蚕茧量都在突飞猛进的上升。1980年发种量为8052张，产茧量为195950公斤；1981年发种量为11354张，产茧量为253350公斤，分别比上年增长41%和29.3%；到了1985年发种量为17329张，产茧量为437750公斤，又分别比1981年增长52.66%和72.78%。这无疑给农民带来了收入增加，并为今后农民增加收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开始我主管农业，又是一个农业县，所以，我重点回忆了农业方面的事。而工业、商业、交通业、文教卫生事业等其他各行各业有分管的领导去抓，都很有成效。如工业上研制的汉阴山鹰牌售油器，就是在1979年研制成功后投放市场闻名的，到1980年就行销17个省市，1981年进入首都北京市场，1987年就行销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我当县长时间不长（不到1年）就到省委党校学习去了。我走后田广文当代理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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